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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防疫：如何做到“发病即发现”？
给有疑似症状的人充足的误工费以鼓励他们尽早就诊和治疗，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以达到“发病即发现”的效果，从而大大降低病毒的传播指数。
给有疑似症状的人充足的误工费以鼓励他们尽早就诊和治疗，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以达到“发病即发现”的效果，从而大大降低病毒的传播指数
图/人民视觉
文｜陈稻田
编辑｜苏琦
眼下，北京似乎成了中国新冠疫情新的热点，防疫形势再度紧张。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北京六月以来确诊的病例中，最早出现症状的时间是6月4日，但是两位患者并未就医，直到6月12号核酸筛查才被发现。两人都是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个体经营者。另外一例患者，6月6日出现症状，直到10日才去医院就诊。
如果“感染即发病，发病即发现”，那么新冠病毒就几乎没有大规模扩散的机会。从感染到发病的时间我们无法控制，但是从发病到发现的时间却是大有改进空间的。如果所有患者能够在出现症状的第一时间就去医院就诊，他们传播病毒的机会将大大减少，无需多言，这对防疫的价值是巨大的。遗憾的是，从北京的几个案例看，一些患者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是否去检测的收益和成本考量。 假设一个人在第一天出现了新冠肺炎疑似症状，他会对自己是否属于新冠肺炎的概率有一个主观的判断。但是无论他自认为的概率高还是低，他去医院诊断的选择都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 时间成本，去医院要花时间。第二，去医院的交通费用、务工收入损失等成本。第三，去医院可能被别人感染病毒带来的风险。第四，在症状出现初期还不是那么严重，小病自己“抗过去”，对个人来说就是理性的选择。同时，更现实的，他可能会选择再观察几天，如果症状很严重，感觉非常像是新冠肺炎的时候再去就诊。这些方方面面、不大不小的因素，都可能会对他的就诊决策和时间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正如新凯恩斯主义者发现小小的菜单成本居然会产生价格粘性，从而对经济周期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于没有稳定收入的劳动者来说（临时雇佣者和个体经营户），去医院检测的时间和务工收入成本对其是否及时去检测的决定有更大的影响。以新发地的商贩为例，如果去检测，就会耽误生意，如果检测后确诊被隔离治疗，收入损失更大（即便治疗是免费的）。这时候，抱着侥幸心理“抗一抗”或“等等看”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毕竟离开一天就会损失一天的收入。此外，没有稳定收入的群体感染新冠肺炎的概率更高，一个原因是这个群体的防疫知识可能不够充分；再一个，这个群体的劳动场所往往人员较为密集，比如餐馆，批发市场等等。
从北京最近的病例可以看出，相当比例的患者是被动发现的，或者就诊时间大大晚于症状出现的第一时间。而从全社会利益的角度说，每个人在新冠肺炎疑似症状出现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去就医。遗憾的是，事实说明当前的管理机制没有做到这一点。
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让人们在疑似症状出现的第一时间就去诊断，减少传染概率，是防疫成功的关键一环。新冠肺炎首先有一个“诊”的环节，然后才是“治”的环节。 现在治的环节已经很成功了，而诊的环节看起来还远远不够。没有“诊”，“疗”就无从说起，传染概率也会增大。
当前迫切需要提高人们主动去医院诊断的积极性。为达到这个目的，本文建议对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症状的所有人，在免费诊断筛查之外，同时支付诊断筛查的误工费和交通费。对于陪伴儿童和老人来诊断的劳动者，也要支付同样费用。
在治的环节（如果诊断确诊为新冠肺炎），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之外，对于没有稳定收入的劳动力，政府同时支付每天至少200元的误工费。同样，对于需要照料儿童和老人患者的劳动者，也支付同样的误工费。 在确诊后的治疗期间支付误工费，是为了提高人们在出现症状时去诊断的积极性。 而正如上文说的，提高人们诊断的积极性，达到“发病即发现”的效果，是控制疫情的关键之一。
误工费是对疑似患者尽早去诊断的一个奖励。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奖励设置的足够大，让人们在出现疑似症状的第一时间就有动力去医院诊断（即使症状可能比较轻微）。
一个新冠肺炎患者，如果在出现症状的第一天去就诊，和等到第五天才去就诊，传播指数的差异是五倍（就他所能感染别人的机会而言），这是个质的差异。按照当前的防疫要求，出现一例确诊患者都可能导致整个城市的防疫措施升级，其间的经济损失和管理成本高的难以估量。本文建议的政策，只需要给有疑似症状的人充足的误工费以鼓励他们尽早就诊和治疗，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以达到“发病即发现”的效果，从而大大降低病毒的传播指数。
笔者相信这个政策的成本是微小的（并且转移支付的社会成本实际是零），收益则是巨大的，建议政府采纳这个主张。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 来源：财经杂志
图/人民视觉
文｜陈稻田
编辑｜苏琦
眼下，北京似乎成了中国新冠疫情新的热点，防疫形势再度紧张。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北京六月以来确诊的病例中，最早出现症状的时间是6月4日，但是两位患者并未就医，直到6月12号核酸筛查才被发现。两人都是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个体经营者。另外一例患者，6月6日出现症状，直到10日才去医院就诊。
如果“感染即发病，发病即发现”，那么新冠病毒就几乎没有大规模扩散的机会。从感染到发病的时间我们无法控制，但是从发病到发现的时间却是大有改进空间的。如果所有患者能够在出现症状的第一时间就去医院就诊，他们传播病毒的机会将大大减少，无需多言，这对防疫的价值是巨大的。遗憾的是，从北京的几个案例看，一些患者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是否去检测的收益和成本考量。 假设一个人在第一天出现了新冠肺炎疑似症状，他会对自己是否属于新冠肺炎的概率有一个主观的判断。但是无论他自认为的概率高还是低，他去医院诊断的选择都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 时间成本，去医院要花时间。第二，去医院的交通费用、务工收入损失等成本。第三，去医院可能被别人感染病毒带来的风险。第四，在症状出现初期还不是那么严重，小病自己“抗过去”，对个人来说就是理性的选择。同时，更现实的，他可能会选择再观察几天，如果症状很严重，感觉非常像是新冠肺炎的时候再去就诊。这些方方面面、不大不小的因素，都可能会对他的就诊决策和时间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正如新凯恩斯主义者发现小小的菜单成本居然会产生价格粘性，从而对经济周期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于没有稳定收入的劳动者来说（临时雇佣者和个体经营户），去医院检测的时间和务工收入成本对其是否及时去检测的决定有更大的影响。以新发地的商贩为例，如果去检测，就会耽误生意，如果检测后确诊被隔离治疗，收入损失更大（即便治疗是免费的）。这时候，抱着侥幸心理“抗一抗”或“等等看”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毕竟离开一天就会损失一天的收入。此外，没有稳定收入的群体感染新冠肺炎的概率更高，一个原因是这个群体的防疫知识可能不够充分；再一个，这个群体的劳动场所往往人员较为密集，比如餐馆，批发市场等等。
从北京最近的病例可以看出，相当比例的患者是被动发现的，或者就诊时间大大晚于症状出现的第一时间。而从全社会利益的角度说，每个人在新冠肺炎疑似症状出现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去就医。遗憾的是，事实说明当前的管理机制没有做到这一点。
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让人们在疑似症状出现的第一时间就去诊断，减少传染概率，是防疫成功的关键一环。新冠肺炎首先有一个“诊”的环节，然后才是“治”的环节。 现在治的环节已经很成功了，而诊的环节看起来还远远不够。没有“诊”，“疗”就无从说起，传染概率也会增大。
当前迫切需要提高人们主动去医院诊断的积极性。为达到这个目的，本文建议对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症状的所有人，在免费诊断筛查之外，同时支付诊断筛查的误工费和交通费。对于陪伴儿童和老人来诊断的劳动者，也要支付同样费用。
在治的环节（如果诊断确诊为新冠肺炎），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之外，对于没有稳定收入的劳动力，政府同时支付每天至少200元的误工费。同样，对于需要照料儿童和老人患者的劳动者，也支付同样的误工费。 在确诊后的治疗期间支付误工费，是为了提高人们在出现症状时去诊断的积极性。 而正如上文说的，提高人们诊断的积极性，达到“发病即发现”的效果，是控制疫情的关键之一。
误工费是对疑似患者尽早去诊断的一个奖励。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奖励设置的足够大，让人们在出现疑似症状的第一时间就有动力去医院诊断（即使症状可能比较轻微）。
一个新冠肺炎患者，如果在出现症状的第一天去就诊，和等到第五天才去就诊，传播指数的差异是五倍（就他所能感染别人的机会而言），这是个质的差异。按照当前的防疫要求，出现一例确诊患者都可能导致整个城市的防疫措施升级，其间的经济损失和管理成本高的难以估量。本文建议的政策，只需要给有疑似症状的人充足的误工费以鼓励他们尽早就诊和治疗，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以达到“发病即发现”的效果，从而大大降低病毒的传播指数。
笔者相信这个政策的成本是微小的（并且转移支付的社会成本实际是零），收益则是巨大的，建议政府采纳这个主张。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 来源：财经杂志